《波斯语课》

■本报记者 柳青

拉斯·艾丁格在上海的住处能俯瞰大片绿地和湖泊，他到这里的第一天，为了缓解时差造成的困倦去公园里散步，秋日午后的阳光正好，他接连看到湖边的人们举起手机拍照。“我看着每个人举着手机的样子，像极了哈姆雷特举起骷髅头骨的姿态，我忽然想到，今天的手机就是哈姆雷特手里的骷髅，他来到现代人中间，大概是举着手机自问‘生存还是毁灭’。”

今晚，柏林邵宾纳剧院的《哈姆雷特》时隔9年重返中国，艾丁格将在上海YOUNG剧场演绎他的“人生角色”——自奥斯特玛雅执导的这个版本在2008年首演，“哈姆雷特”陪伴艾丁格经历了演员职业生涯黄金期的16年。2015年，他以哈姆雷特的形象首次亮相于中国舞台，当时他对中国观众而言是神秘的。过去9年，因为电影《波斯语课》和热门剧集《柏林巴比伦》等，他成了全世界最广为人知的德国演员之一。随着知名度“破圈”，艾丁格吸引的人群不再局限于德语戏剧爱好者，而他在复旦大学面对满座观众说出：“不用在意我，吸引你们来这里的肯定不是听我这个德国人用英语聊天。重要的是《哈姆雷特》，重要的是我们渴望通过《哈姆雷特》认识自己，你们看着我在舞台上，我是你们的镜子，我也在舞台上留意你们的反应，你们也是我的镜子。”

为什么不能接受舞台上的“失败”

邵宾纳版《哈姆雷特》创造了惊人的舞台景观，导演奥斯特玛雅用4.5吨泥土制造脏乱污秽的坟场，指涉那个埋葬了哈姆雷特的、被权欲腐蚀的世界。这个“脏乱版《哈姆雷特》”在全世界巡演了16年，至今每到一处仍能再现首演时的震动，很大程度是因为主演艾丁格持续在演出中即兴制造的意外，他被公认为“戏剧史上最疯狂的哈姆雷特”。与艾丁格同台的邵宾纳剧场的演员们有过这样的感叹：“和他合作的每一场的演出都要保持警惕，他永远让我们有着在首演中的紧张感。”

艾丁格承认，《哈姆雷特》是他的职业生涯的转折点，与“哈姆雷特”的相遇改变了他的表演方向。他在德国年少成名，10岁即以童星身份进入电视行业，但是他自1999年加入邵宾纳剧院后数年里，仍苦恼该如何寻找表演的方向。2005年，他和英国戏剧导演詹姆斯·麦克唐纳合作莎剧《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》，当他表示无法理解特洛伊罗斯的“处境”，导演对他说：“拉斯，你要关心的是台词，仅仅是台词。”当时他以为导演在敷衍他。三年后，当奥斯特玛雅开排《哈姆雷特》就要求艾丁格排练“生存，还是毁灭”这个段落，面对莎士比亚的台词，他想起麦克唐纳曾经的“指点”，突然意识到：“重要的不是我去设想角色的感受和处境，然后念出台词。正相反，重要的是我在念这些台词，重要的是‘生存，还是毁灭’这些句子从我的身体里唤醒了怎样的情感。”他认为，表演《哈姆雷特》是一趟自我发现的旅程，他在哈姆雷特的命运悲剧中发现自己，观众也一样，他们观看他，不是为了早已熟知的情节，而是通过认知哈姆雷特来认识自己、理解自己——我是谁？我在这个世界中处在什么位置？我为何无法行动？

从那时起，艾丁格对表演有了新的认知，即，越是用私人化的方式演绎角色，越能激发普遍的共情。他回顾过去的16年里一次次地回到“哈姆雷特”这个角色，在超过100场的全球巡演中，他声称：“我没有哪一次会带着明确的想法或概念走上舞台，我没有固定的目标和计划，不把哈姆雷特当成一个完成式的人物来扮演。相反，每一次演出就是一次开放的旅行，我愿意接受甚至制造意外，并为此承担失败的风险。因为我越是敞开我个性中的脆弱、摇摆和不确定性，我在台上就越接近哈姆雷特。”当然，他强调这只是适合他的“工作方式”，也许对同行毫无参考意义，而他真正好奇的是：戏剧演出必须是一次严密执行的流程吗？开放式的表演和即兴段落意味着观演双方更多的交流，这当然增加了失败的风险，但是，“为什么不能接受舞台上的不完美、乃至失败呢？更多时候，勇气和失败是相伴的。人们评价我是疯狂的哈姆雷特，其实我只是愿意承担失败的风险”。

“他们在掏出手机时就错失了正在流淌的时刻”

艾丁格提到，无论演出《哈姆雷特》多少次，剧终哈姆雷特服毒的段落始终让他痛苦万分：“他喝下毒药，身边一切离他而去，人们议论纷纷，周围嘈杂不堪，但一切都和他无关了，他不能发出声音，不能和任何人交流，他成了一座孤岛。这就是死亡——你失去了和这个世界的任何联系。”他说，每一次在戏剧中体会“死亡”，加剧了他在现实中的恐惧：陷入不被倾听的孤独，被扼住自我表达的声音。

艾丁格强调，在德语中，“娱乐”这个单词同时有“交流”的意思，所以，“我们相聚在剧场里，是为了敞开内心地交流，为了得到一些在日常中没有的、大于生活的时刻。”他并不避讳谈到以往因不满现场观众手机打扰而中断演出，也用到“痛恨”这个词形容他对来自观众席摄影、摄像的反感：“演员和观众在戏剧中共享的分分秒秒是转瞬即逝的，剧场的魅力也在这里，属于戏剧的时间是一往无前、永不停歇的。人们以为拍摄留住了瞬间，但其实他们在掏出手机时就错失了正在流淌的时刻。剧场的灵魂在于即时，在于它不可停驻，哈姆雷特说着‘生存还是毁灭’，只有在他说话的时刻是有意义的，至于他举着骷髅的造型是不是被拍下来，这不是戏剧和剧场关心的。我48岁了，可能我是一个无法理解潮流的顽固的老年人，我不能接受发生在演出过程中的拍摄和打卡，这是在摧毁戏剧现场的灵魂。”

因为艾丁格在工作中的性情和他的表演风格，法国电影导演阿萨亚斯形容他“延续着1970年代德国电影狂飙的疯癫力”，艾丁格对此的理解是，他只是努力改变表演所意味的距离，确切说，他愿意尝试一切来排除他和观众之间的距离。“我并不羞于承认从表演中获得了一些特权，在扮演他人的时候释放了在生活中不能实践的人性诸多侧面，哈姆雷特是我，理查三世是我，纳粹军官也是我。我不认为自己是多了不得的演员，表演丰富了我生命的可能性，这也是我渴望和观众分享的，我渴望他们和我一起，不仅和光明的、敞亮的英雄产生认同，也站在黑暗的、疯狂的、不得见光的这些恶徒一边，勇敢地看清古往今来人性中同样存在的魔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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